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(五)磨砺中成长
谨以此书献给50年代出生的兄弟姐妹们
愿他们健康、平安、快乐
(五)磨砺中成长
第一次定位
痛苦的开端
生活还得继续
他们的不幸
告状风波
“盐碱地”上耕耘
各种“学习”
恋爱时节
几个特点
一场初恋
另一场初恋
工农兵上大学
不小的震动
推荐和后门儿
第一次定位
经过了“文革”初期的动荡、“复课”前后的张狂，再经过“上山下乡”各种“分流”的匆忙，到了70年代初、中期，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，差不多已经各就其位，迎来了一个暂时的安宁期。大一点儿的，都奔赴了“五湖四海”：“屯垦戍边”、插队、当兵；小一点儿的，又回到了课堂，尽管那课堂并不安静。
不管你那时的处境多么艰难，或你所在的地方多么偏远，但从火车或汽车或马车上一下来，你就在你奔赴的“革命征途”上找到了指定的“战斗岗位”——你就位了。
至此，除极个别情况外，已经没有太多人在大街上“飘儿”了，这时的这群人，除了年龄最小的，已经彻底脱离了少年时代，提前进入了青年期。但这种今天看来短暂的“就位”，在当时根本看不到一点“短暂”的迹象。户口转了，人已离开了家，谁也没指望能有再把户口转回去的奇迹出现；再说，就算转回去，谁给你分工作，你吃什么?于是，很多人都做了“扎根边疆一辈子”的打算。有了这种打算，也就求得了一时的心安。那时的他们，没人谈理想，不是他们智商有问题不富于想像，而是社会根本没给他们提供理想的方向和空间。他们绝大多数文化水平很低，却没有再获取知识的门径，社会当时正处在最不把知识当回事儿的时期。不愿学的，安于现状；愿意学的，不知该学什么。这一时期，除了青年人自然焕发的激情之外，对他们的成长来说，是一个最可怕的“冰冻期”。他们在长身体，却并不长思想，没有气候让他们“发育”思想，没有土壤让他们收获希望。他们就在“文革”的翻云覆雨中，受着愚弄。当着“革命群众”，用国家给他们的、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谋生手段，维持着青春的生命。这一代往日的纯洁孩子，今天的无知青年，信奉着说教，信奉着红色的一切，幻想着自己正在为“中国革命”和“世界革命”贡献着力量，如果这能算做他们的“理想”的话。
回想那几年，在我的感觉中，是50多年生命中，最痛的时光：看不到希望，没有前行的动力，不知该向哪里奔。连因参加公社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而诱发对历史的兴趣、当时被认为同龄人中“很有思想”的朋友珍平，后来都说：“那时没能力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处境，看不到那种混乱只是短暂的历史瞬间。如果能有先见之明，早就不去跟他们起哄搞什么大批判了，趁年轻脑子好使，冬天没活干的时候，埋头多读几本书，肯定比后来再补课强。”
痛苦归痛苦，生活还得继续，何况他们还都是年轻人，何况这种痛苦大都是多少年后总结自己的“人生”时才品味出来的。而在当时，除了最初阶段的不适应和哭鼻子，年轻人特有的活力，很快又在他们身上焕发出来。他们在多数情况下，又变得很乐观，甚至对自己“工作”的地方产生了感情。几十年后他们又相约着回到这些“埋葬”他们青春的地方，不悔不恨，管这里叫做“第二故乡”。
金羊来到黑龙江兵团。他家有7个孩子，他是老四，上面还有个哥哥在内蒙古插队。这样的情况让他不指着家里会给他什么帮助，所以很安于这里一个月41块8毛6的工资。在兄弟姐妹里，这样的收人算得上“财主”了。开始他在生产连，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麦田，他摸摸自己吃得饱饱的肚子，和其他战友一样，守住了自己要收割的六垅麦子，从早上天蒙蒙亮开始，挥动起镰刀。等割到这六垅麦子的尽头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后来他当了连里的通讯员，每天跑路穿林子，收信发信，取文件取报纸。他开始注意到了林间的树上长着猴头蘑菇，他很高兴，见到就摘；同时他还发现旷野的草丛里长满了黄花菜，就是北京过节时每人供应一两的那种。他老实，不利用送信的机会去摘，而是用业余时间。把择好的黄花菜用线一根根穿好晾起来，一点儿一点儿攒。等到每次春节回北京时，他除了给母亲带回一大包猴头蘑菇、黄花菜，还不忘给两个妹妹每人几块零花钱。
晓东也在黑龙江兵团。干了3年后，10级干部的父亲，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，所以她很安心，逐渐也变得很快乐。她们连队的哈尔滨和天津知青，再加上同来的北京知青，不知道为什么出身不好和家里有“问题”的战友占了大多数，所以没人歧视她。有一天，上面来人了，说黑龙江省军区招待所要在各连招服务员，一要出身好，二要漂亮。晓东对此没理会，她在全连应该算很漂亮的，如今已经50多岁了，仍能透出当年的靓丽(我戏称她“公主”，短信问：“公主怎样?”她便答：“本宫尚好。”)。但因为家里的“问题”没解决，感觉不会被纳人招选的行列；当时全连正修路，她天天打石头。有一天中午吃饭，她正端饭在路上走着，忽然有人通知：“谁谁谁、谁谁谁，到连部开会。”其中也点了她的名。开会没有什么特殊内容，只是领导让与会者谈“上山下乡”的体会。会后她就把这事给忘在了脑后。又隔了几天，晓东忽然接到通知：“你不要去上工了，收拾行李，出发。”就这样，她被“录取”了。
命运把她从黑龙江省德都县——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十四团十七连，一下给“发”到了省会哈尔滨，应该说是一步登天。她回忆，招待所里有很多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，比如白糖，她就整桶整桶买了寄给家里，还寄给哥哥姐姐们。她清楚地记得那个调动她的日子：1971年7月15日。就在那个招待所，她一干就是8年，直到27岁回到北京。按她的话说：“把一辈子最宝贵的时光全贡献给那儿了。”
珍平在延安插队。最初的日子，他要比金羊和晓东这批“兵团战士”们好过，那种火车走到尽头，前面不知路在何方的失落感，和蚊子、厕所、脏水、烂泥的恐惧感，在这里都没有。有村支书照应着，住的是窑洞。虽然窗户上没有纸，但可以打点儿糊糊，糊上报纸；没有门，但有草帘子。粮食有专门给知青配给的，又有女同学会做饭，他安然度过了“想家期”。大家都相跟着到地里干活。陕北的民风质朴，大部分人对“娃”们很好，尤其是对北京娃。这里有个怪现象，虽然人穷得家家一团破棉絮、一口破锅，但谁只要一张口，都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。当时那里“遍地”都是“没走出去”的老红军战士，他们谈起北京的那些大首长，就像谈论他们的哥们儿和伙计一样，知根知底。
一位当时已经患了肝硬化，挺着一肚子腹水，只能跪在炕上的老汉，自称曾和刘志丹睡过一个窑洞，就是他把牺牲了的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用担架抬回老家安葬的。珍平对这块“热土”爱得不行，至今回想起来就流泪。他说，那时知青的粮食都吃完了，就像《血色浪漫》里的钟跃民，眼看就要出去要饭度荒了，是公社书记带了粮食来看他们，不多，一人分下来就几斤，说是公社吃公粮的干部每人凑的。
书记说，先别出去，再忍忍，别给咱党丢脸。就在那时，书记记住了忍着饿凑在窗口看书的珍平，后来把他调到公社去搞“大批判”，从此他能吃饱了。
姬民在同龄人里是幸运儿。他1969年当兵，那年他才16岁。很快他所在的部队就担负了“支左”任务，来到一个国营大厂。指导员把他安排在全是女工的车间，组织学习。姬民问指导员为什么把他分到女工车间，指导员瞪着眼说：“你说为什么?你年龄小，懂吗?”姬民还是没有懂。后来他跟我说这一段时，我深有体会。部队、尤其是野战军连队，晴天一晒被子，军绿的被子上很少没有“地图”的，都是精壮年轻人遗精涂出来的“作品”，战士俗称“跑马”。如果把这群人掺和在女工中，一旦出了问题，就别去完成毛主席交给的“支左”任务了。姬民当时还不太懂“人事儿”，这是指导员的明智选择。姬民很会偷懒，从女工中选出一个管事儿的，把学习记录本交给她，谁发言说什么，都让她记录下来。交代完了，他就跑出去玩了。等晚上，把记录本要来，到连部做汇报，两不耽误。
永生1950年生人，1968年他没有出北京，而是被分到南口的红冶钢厂当了炉前工。无冬历夏，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；自己用大电机焊的直径一米的大风扇，吹着后背，胸前是熊熊的炉火。手里的大板锹抡起来，一锹煤足有二十多斤，被不停地送进料口。如果上早班，他每天从新街口的家骑自行车到西直门，赶早上6点36分的郊区“小票车”，7点36分到南口。
进厂先手举《毛主席语录》向厂门口的毛主席像“早请示”，然后所有同车的人就以百米速度冲向宿舍，换好工作服，然后再冲向车间，这时离8点上班只差三五分钟。如果上中班，是下午4点接班，西直门却只有上午9点36分最后一趟“小票车”，如果坐这趟车，到厂里才不到11点，要等到下午，不仅耗时间，还要在厂里吃一顿饭，浪费饭钱。于是就有一帮住城里的工友，下午1点在德胜门集合，骑车上红冶，最顶风时要骑3个小时。晚上12点一下班，还是这拨儿人，再聚在厂门口，查点人数一个不少，又往回骑。如果哪一个赶不上“大部队”，就没胆量一个人骑夜路。到德胜门，是半夜三点。炉前工每天有两毛钱的高温补助，刨去4个星期天每月有5块4毛钱。重体力劳动需要热量，食堂的红烧肉正好是两毛一份，永生通常买半份儿，再让大师傅“饶”一点儿肉汤，好泡饼吃。反正要把伙食费控制在高温补助的范围之内，尽量不往里搭工资。他觉得很知足，因为他没有下乡，他是独子。他记得有一天，到了厂门口他发现忘了带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大吃一惊，没带《语录》就没办法参加“早请示”，在那个年代，后果是什么，谁都知道。一阵慌乱后，他决定和同事借一本，结果没有借到，因为每人只有一本。他只好掉头跑两公里，到火车站小商店又买了一本。
1955年出生的林虹，背着她右派家庭的大包袱，在干校干了几年后，因肝炎回到了北京。那时她家在北京已经没有了房子。还不错，母亲原单位开恩，借给她一间小房。我去过她那间在右安门的小房，筒子楼里的一间，破烂黑暗。性格很阳光的她，当时说：“真讨厌，右派就非得给右安门的房子，左安门不行吗?”后来她被分到了北京一家塑料制品厂。她很爱学习，一心想当会计，跟我开玩笑说：“我的理想，就是将来能弄个桌儿坐坐。”但那个年代，她能当上工人，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儿了。
同样是1955年出生的大雁，应该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中最幸运的分子，几个哥哥都去了外地，她初中毕业后，二哥指点她：不要上高中了(那时已经有了按比例上高中的机会，而她在班里的表现肯定能上高中)，直接申请分配。结果她听了二哥的话，被分到一家工厂。厂子离家骑车只用15分钟，学徒工一个月16块钱工资。她只留3块，其余都交给妈妈。几十年后回想自己的过去，她很后悔，遗憾地说：“我的阅历怎么这么苍白，人家说的那些事儿，我一样也没有经历过，真白活了。”她其实很幸福，在哥哥们的身后，她躲过了本来就不应该属于她们的“那些事儿”，平安度过了青年时代，然后提干、结婚、生子，再过一年多就可以退休了。我劝她：苍白等于平安，平安是福。
刚子是个普通职员的子弟，1956年生人。1973年，他初中毕业，然后到了北京的房山县插队。这种插队如果和只身在外的他的哥哥姐姐比，说不上有多艰苦，至少户口不转，按现在说，拔腿儿就可以回家。但刚子回忆：“说回家，也不是那么好回的。生产队管得严，一天不参加劳动，不光没你的工分，队长就得找上门来教训。那时一天的工值只有2分钱，这2分钱还是挣够10个工分才有，我们知青每天规定只能挣7.5个工分，所以连2分钱也拿不着。记得我插队两年，最后招工回北京时，队里就给了我3块多钱。劳动也苦着呢，平时看水田，早上出门时拿一块饼，戴个破草帽，扛着锹，哪儿水堵了，哪儿跑水了，都得看好了。中午啃块饼，水田里、河沟里的水，用手捞着就喝。
有一回生产队死了头猪，听说是病死的，本来都埋了，晚上知青又偷偷给扒出来，找地儿炖着吃了。生产队长‘见天儿’往女知青房子里跑，给她们布置学习任务’，吓得她们晚上天一擦黑就关门熄灯。”
为民回忆他在黑龙江兵团的往事。他想起了一个人。那是个上海知青，家庭出身是恶霸地主。人长得魁梧高大，但天天懒洋洋，无精打采，总说胸疼，不愿意干活。连里有事没事都把他挂上批一顿。他曾请假回上海看病，说是胸膜炎。后来病退回了上海，被分到上海火车站小件寄存处。结了婚，刚有孩子，就查出肺癌，不久就去世了。
谈到死，为民有一段难释的心结，他讲了一个和自己一起去兵团的同学老孟，以及他的死。那是一年的夏收季节，是最忙最累的时期。连里规定，食堂每顿都要有肉，当然不是“纯粹”的炖肉，而是菜里要看得见肉片儿或肉末。当时连里杀了一头猪，一时吃不完的肉，就用绳子吊着挂在井里。
那口井有10多米深，冬天会上冻，取水得用“冰镩子”先凿开冰，才能用辘轳绞上水来。到了夏天，井里的冰并不会全部化掉，有几米井筒上还裹着一截“冰袍”。肉用绳子吊在离水面几米的地方，可以像冰箱一样保鲜不坏。
但有一天，这块肉没拴紧，掉进了水里。司务长找人来捞，老孟应声说“我去”。有人提议给他腰里拴根绳子，他说用不着。他脚踩着辘轳上的水桶，让人把他摇下去。而此时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件事，这只辘轳上的钢筋摇把头一天曾经从辘轳上掉下来过，只是又被草草砸了回去。这样的“隐患”如果是摇一桶水，应该不会显现，但今天却是站上了一个人。几乎还没等“摇”，人、水桶和那截脱开了摇把和木架的辘轳，一下全掉进了井里。上面的人慌了，找来绳子，一头拴上钩子，在水里来回钩，希望万一钩到老孟的衣服，能把他提上来，但钩上来的只有几个往日掉下去没捞上来的水桶，却没钩到人。最后下去了人，等把老孟弄上来，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。为民记得，当时连队卫生员还给老孟打了一针强心剂，但人已经不行了。多年过去，为民始终怀念着他这个死于非命的同学和朋友。1998年8月，就在嫩江、松花江发大水的前后，他们去了当年“战斗”过的地方，为民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去看看葬在那里的朋友。但由于树林太密，树间长满很深的杂草，他们没有找到他。又过去7年，2005年“五一”，为民和几个战友利用七天长假又去了那里。这次他们找到了：一座孤墓，寂静地立在春天的树林里。当他们再回当年连队的旧址时，那里所有能够勾起往日记忆的东西，几乎荡然无存，唯一还在的，就是那口井。
永生讲到他们红冶钢厂当年发生的一件“尽人皆知”的往事：一个和他同龄的技校生，性格憨厚内向，永生到现在还记得那是张圆脸，大眼睛，中等个儿。那时商店里可以买到气枪。他有一支气枪，拿到厂子里打鸟玩儿，结果一不小心打到了毛主席像。冲毛主席打枪，在现场的目击者没人敢不揭发。结果当然是以最严重的“反革命事件”来处理，他被厂保卫科押了起来，圈了一周。按永生估计是等着公安局来带人。就在这时，那个“罪犯”逃跑了，并爬上了厂里几十米高的烟囱。从此这人即被厂里宣布“失踪”。两年之后，永生所在的车间维修炉子，疏通烟道，在厚厚的烟灰下，发现了一具一点儿都没腐烂的尸体，公安局来辨认，说就是那个“失踪”的人。
晓东又给我讲了一件事，虽然不是“死”的话题，但也很沉重。这位朋友是1954年生人，也就是说，1969年去兵团时，他才只有15岁。刚到兵团，这么一大群孩子，面对艰苦的环境，都惊呆了，急于想向家人和朋友倾诉眼前的现实和感受。这位朋友也不例外，他给远方的同学写信，谈自己的心情。那无非是些对没有想到的恶劣条件的失望。
晓东说，信中好像还谈及身临反修前线却无仗可打的遗憾。很难想像这样年纪的孩子，除了这些，还会写出什么更“叛逆”的内容。信写好了，但连队很长时间没有邮寄手段。想寄信只有两个办法：一是托通讯员带到团部去发；再有一种现在听起来很离奇的办法，就是站在路边，截住一辆过路汽车，把要寄的信或要汇的钱托给素不相识的司机。这些司机都会不辱使命，给你办好。但这位朋友恰好把这封信委托给了一辆军车的司机，而这位司机大概因为信是米饭粒粘的，没粘紧，因而动了好奇心，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心理，竟拆看了这封信，然后把它当成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交到团部，团里又把它转回连里。
迎接这位朋友的，便是那时常用的打击形式——开批斗大会。这让他很长时间背负重压，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多少年过去，当他和晓东聊起往事时，晓东抱怨当时自己因家里的问题，第一批没有评上“兵团战士”，只混了个“兵团职工”。这位朋友说：“那你也没我压力大，你忘了那封信的事儿了。”也许因为“故事”的久远，已经记不清细节的晓东代为联络这位朋友，想进一步聊聊当时的情况，却被他婉拒了。
我非常理解这种“躲避”，它让我怀着一种歉意。因为也许这一请求会不经意地触碰到他少年时那份不该承受的痛苦。可以想像一下，怀着一腔青春热情，乍到陌生艰苦的冰天绝域，因为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小事，15岁的孩子遭受了突然而至的打击和孤立，在一个早上，他就成了全连斗争的对象。这会是一种怎样的伤害?事实上按晓东观察，这么多年来，这种伤害造成的阴影，其实在他身上一直留存着，甚至有时“影响着他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。”
关于挨批斗究竟是种什么滋味，能对一个人造成怎样的伤害，我没有感性的认识。但不久前我读到作家肖复兴写的一篇题为《到三队去找老孙》的回忆文章，里面写到他类似的遭遇，我把文章引述一段，应该能作为一种映照：
35年前，1969年的冬天，因为得罪了队上的头头，农场派工作组进驻我们队，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。那一天收工之后，晚上召开大会，要把我揪出来，和队上那三个“反革命”一勺烩了。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已经弥漫开了。
那一天晚上飘起了大雪。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，我知道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，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，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，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，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样子，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?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。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。那一晚，工作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，他讲了许多，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……
最后肖复兴没有被脖子上挂链轨板(拖拉机履带上的一种金属部件)，那是因为他文章中写的“老孙”事先警告过工作组长：“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，我立刻就上台去陪斗。”这件事让肖复兴牢牢记了35年，可以想像，他挨批时的紧张和对解救他的人的感激。肖复兴是1947年生人，那年他应该是22岁。22岁的人对这种挨斗的场面都“瑟瑟发抖”，更何况晓东那位15岁的兵团战友呢。
不幸各不相同，那个时代发生的不幸，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。说可笑也好，说可悲也罢，都让人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凄怆，尤其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朋友身上的时候。我下面要讲的，就是我的一个朋友。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的亲属们还在。为叙述方便，我给他起了个“笔名”，叫“老松”。其实这笔名也不是我给他起的，是他自己写大字报时用过的。老松长得很精神，乍一看，有点像电影演员张良。他不拘小节，我们的初识是在我家所在的院子每天开往城里的班车上。
一次车很挤，我们正好站在面对面，他冲我友好地一笑，就算认识了。他比我大两岁，初中考上了北大附中。他曾告诉我，中考前，他父亲曾许诺，如果考上了北大附，就给他买一支气枪。他考上了，但父亲的诺言却不兑现。他勤于读书，父亲是个军中的知识分子，藏书不少，但对他看书十分限制。家里除了《毛选》和马恩列斯原著，别的不准他动。他有着罕见的执着和怪异的思考方式。对一些当时我们这个年龄看了都眼晕的书，他能沉静地通读。有时我们会在一起散步，他所谈论的问题，我只能当听众，搭不上半句茬。但隐约能听出一些“离经叛道”的弦外之音。一段时间毛主席号召党内多读马列原著，他把当时很多干部都发的、白色封面、有红色线框的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、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、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等都拿来读，并大谈体会。他尤其喜欢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谈起那些原始的婚姻状况，眉飞色舞。也许正是因为他沉溺于这些原著而不关心《老三篇》和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和逢人便谈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的“原著”内容，不少人觉得他有点神经不正常。现在想想，他性格中也确实有神经质的成分，并带着几分“老夫子”的迂阔。
突然有一天传来消息，他被抓了，因为他写了一张大字报，内容大致是对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两者逻辑关系的评价。原文我当然没看到，但几乎可以肯定，他是运用“马列原理”来阐释“革命的现实问题”了，据说内容很“反动”。他对“文革”中的“四大(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)”很拥护，没事就和人辩论，有时还专程上大学里去和留在学校“造反”的大学生辩论。也爱写大字报，每贴出来时(那时只要有贴大字报苇席的地方，任何人都可以贴)就催着我去“欣赏”。他没有去当兵或插队，而是被分到了一家小工厂。不久，他被放了，但却遭到工厂的开除。那个年代被开除，和今天的被“炒鱿鱼”大不一样，那等于脸上被烙上“金印”，是谁也不敢“沾包”靠近的。但按他的家庭情况，保证衣食无虞，应该不成问题。但恰恰是这个普通人看来很可靠的“大后方”却出了问题他父母从他被放出来的那天就宣布，和他断绝一切关系，不承认有他这样一个“反革命”的儿子，不准他回家。这把他推上了绝境。从那时起，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其间曾找过我，我怀着很矛盾的心情给了他一点儿钱，他就又消失了。这件事我父母曾经有过议论：“孩子有问题，可以教育嘛，轰出去让他怎么生活?”母亲生气地说，“他爸爸绝情，他妈也不要儿子?孩子是不是她亲生的?”他是不是“亲生的”，只要见过他和他父亲的人，都会毫不怀疑，父子面貌之相像，就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。在“文革”初期，一些儿女因为搞不懂父母的“问题”，又怀着一腔革命热情，一时和“资本家”或“反革命”父母“划清界限”的，不在少数，但因为儿子有“问题”而如此决绝地划清界限的父母，可说是闻所未闻。他从那次消失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，听说他后来去了外地。不知现在是什么状况。
话题再回到当时社会和家长都关注的“上山下乡”知青身上。上面说到，在70年代初期，兵团的知青渡过了适应期，逐渐走入了正轨。他们不缺吃，不缺喝，不缺钱，缺的只是亲情和家庭的温暖。但插队知青却大不一样，他们面临的境况要复杂得多，最重要的是基本生活条件的恶劣：口粮难以为继，国家的政策性补助，只是开始“安家”时有一点，后来就完全断绝了。知青混在农民中间，以挣工分为生，年终结算，往往是负数，反而欠生产队的钱和粮。这样的局面让插队知青的家长极为忧虑，孩子的衣服和副食，很多都要从家里寄往农村。家长的负担，也是沉重的。
就在这样的形势下，1972年发生了一件全国闻名的事件：一位叫李庆霖的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员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，备述插队知青当时的窘迫处境。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行动，弄不好就要身家俱毁。因为“上山下乡”是毛泽东倡导的，在“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”你敢与“上山下乡”的“英明决策”唱反调，给“文化大革命”抹黑，那都是掉头的罪过。但信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读来，都不失为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字，我把它引在这里，让当时在报刊上读到过、并肯定“过目不忘”的同龄人重温一下：
尊敬的毛主席：
首先，我向您老人家问好。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，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。家庭成分是贫民。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。
我有个孩子，叫李良模，是一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。1969年，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教导，然报名上山下乡。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。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，每个月定量37斤，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，每个月8块钱，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，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，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，是可以过得去的。
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，孩子在山区劳动，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，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。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，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。在最好的年景里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，外加二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，除此之外，就别无他粮了。那200来斤的湿杂稻谷，经晒干扬净后，只能有100多斤。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，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。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，更是会吃饭的。
在山区，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，不但口粮不够吃，而且从来不见分红，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。下饭的菜吃光了，没有钱去再买；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，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，病倒了，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。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，更是没钱支付。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，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，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。
说来见笑，他风里来，雨里去辛劳种地，头发长了，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。此外，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，直到现在，一直没有房子住宿，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。目前，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，早已露出口风，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。看来，孩子在山区，不仅生活上困难，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。
毛主席：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我完全拥护，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，我没意见。可是，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、穿衣问题、疾病问题、住房问题，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，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，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。
现在，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，有关单位都不去过涸问，完全置之不理，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，这怎么能行呀。有朝一日，当我见阎王去，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，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。今年冬，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，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，是否再打发他上山下乡呢?前车可鉴，我真不敢去想它。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，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，并不认真磨炼自己，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，拉关系，走后门，都先后优先被招工、招生、招干去了，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。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，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，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，就被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”调用出去，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，国家早有明文规定。这么一来，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，在政治上没有靠山，又完全举目无亲，就自然得不到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”而加以调用了，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，干一辈子革命而已。
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，任人唯亲的现实，我并不怨天，也不尤人，只怪我自已不争气。我认为，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。我们小城镇的孩子，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，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，以增长做人的才干，是很有必要的。但是，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，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，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可走，我想，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。
毛主席：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，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。可是，我在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，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“告御状”了，真是不该之至。
谨此敬颂
大安
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
李庆霖敬上
1972年12月20日
读着这封信，我深为这位“草根”教师的胆识所折服。这篇“御状”告上去，上面说了那么多大实话，话锋所刺，直指“上山下乡”这事物本身。语言之犀利，完全是在质问。记得当年父亲说：“这人有胆量。”我当时的感觉是：“有那么严重吗?”这种“捋虎须”的行为，不唯没有被怪罪，而且有了喜讯。信寄出后4个月，毛泽东回信了。不光回信，还随信寄去自己的稿费300元。
回信是这样写的：
李庆霖同志
寄上300元，聊补无米之炊。全国此类事甚多，容当统筹解决。
毛泽东
1973年4月25日
当年看过《人民日报》对这件事报道的人，都会记得对领袖的热爱感激之情：“毛主席不愧是人民的贴心人。”黄禹康在《党史纵览》上记述了李庆霖写信后的情况。
5月6日，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，是牛皮纸大信封，上面印着“中共中央办公厅”红色字样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直觉告诉他，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。他哆哆嗦嚓地将几页信纸展开，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(毛回信的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)，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，泪流满面。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，第二天傍晚，李庆霖才清醒过来，找到莆田县委大院，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。他心想这下好了，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。他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，但同时也担心就自己那一封信，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?
5月10日，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，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，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，叮嘱李庆霖：“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，不能乱花，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。”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，从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，现如今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。
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，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，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。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，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，专门讨论知青问题，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。6月22日至8月7日，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知青“上山下乡”工作会议。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，各地痛下决心，相继解决了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。单就这样的结果，历史地看，李庆霖的“为民请命”就功高至伟。也单就这一点，全国知青都忘不了他的“恩惠”。
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，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、上海知青，听说李庆霖就住在附近服刑(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，在那个年代身不由己地上了“四人帮”的贼船，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，1976年6月，任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。1977年被逮捕，以“现行反革命罪”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1994年3月提前出狱)，纷纷买了水果、糕点，走十几里山路，专程去探望他。这些不同年龄、职业的知青像亲人般围着他，说起当年因为他给毛主席写的那封信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。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，早日恢复自由。
“盐碱地”上耕耘
然而，生物的进化规律，没有被那个混乱的时代阻挡。50年代出生的人，在那种恶劣无助的环境中，仍然怀着年轻人特有的进取心，后来有一句名言，叫做：“在黑暗中摸索”。他们中的不少人，就像溺水者一样，挣扎着，努力把脖子撑出水面。希望能看到些什么，听到些什么，学到些什么。尽力去丰富自己，不让自己的思想彻底干涸。当时没有条件供他们在进取的路上自由发展和选择，他们就像一棵棵山崖上的小树，只能利用自己近处能得到的那点阳光、水分去营养自己，在与恶劣天气的抗争中，让自己尽量向直向高的方向成长。
他们想趁着年轻学点本事。可学什么呢?
那时的年轻人，衡量朋友或评价他人，如果是高标准，必须有一条，就是要爱读书，不论爱读什么书都行。但如老松那样读书读得最后丢了工作的人，究竟是极少数。大多数人所读的书，或者说所能读得进去的书，通常还是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书，所以当时有些读过几本书的人，如果你问他有什么爱好，他会毫不自惭地说：“爱好文学”。进人70年代，那些前几年乱的时候“玩儿书”的孩子，如果没有太严重的生活干扰，大多还保留着以前的爱好。社会的相对平静，使一些书也从各个角落“重出江湖”，更多地流动在年轻人手里。撬图书馆偷书的事儿少了，因为参加造反的图书管理人员大多已回单位“闹革命”，各就其位，管控严多了。年轻人读书的偏好也因各自的兴趣爱好有了各种分流。有的爱读小说，有的爱读诗歌，有的沉浸在古文中。因为上层”发动的大批判，每一“波次”都转换不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，所以相关的历史参考书，不仅从图书馆的书库回到了阅览室，还为供大批判，“有选择”地重印了一批书。比如批判《水浒》时，就专印了一批“七十回本”。有了书，有了读书的欲望，知识“见长”的一些“文学青年”，于是开始了一种“奢侈”的探求——尝试文学创作。这种尝试成本很低，不需要任何条件，用不着投入钱去购置什么“设备”，只要有写字的纸(稿纸当时5毛钱一沓，一般人用不起)和一个脑袋。而且不受工作性质和地域的限制，无论在黑龙江、云南，还是在北京、上海。但这种尝试，风险也很大，经常需要处在半地下状态。因为除了“八个样板戏”和《红楼梦》、《艳阳天》等书之外，严格地说，如果遇上一个“左”的领导或同事，发现你在读“禁书”，那就要受到警告或揭发。一旦如果发现你在写点什么，而写的又不是领导交给你的写批判稿之类的任务，那肯定是要被怀疑和询问的。尤其像《九级浪》、《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》、《第二次握手》这些当时手抄的“反动流氓书”经常被从一些同龄人的家里抄出来，从而导致他们被“带走”。一些“阶级斗争”观念强，对青年“政治思想动向”抓得紧的单位，就会因这些“案子”的被通报，而时不时地敲打一下虽然不淘气，但爱读书，“思想不简单”的某些青年，出于“爱护”，警告他们小心“前车之鉴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更不能漏出一点这方面的形迹。
朋友老钱回忆他的一位同事，中午工休时在车间的案子上写小说，题材是民国时期，河北某地发大水背景下的灾难故事。当时那是很大胆、很新鲜的事儿，引来厂里很多年轻人的佩服和赞叹。但不久，厂政工组找他谈话，并通报各车间，说他在“炮制”封资修毒草，其中描写地主婆“莲藕似的大白胳膊”，是在搞反动色情宣传，企图毒害青年。最后他被全厂批斗，弄得女青工看见他，就像看见流氓似的，躲着走。
关于学习创作，起步很早的朋友老钱，回忆当年的感受：
当时身边的一些朋友，从互相“串书”而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沙龙，常在一起大谈对共同读过的作品的读后感。一段时间后，在这个沙龙里又孕育出一个沙龙，开始探讨、交流文学创作体会。最初大家都羞于说自己在写东西，觉得那是自不量力的事情。后来发现都有这种渴求，直爽一些的人，就不瞒着了，拿出自己的作品，让大家品评。这些作品有诗歌、小说，甚至还有剧本。那时思想单纯、浅薄，但热情很高。有时会陷入迷茫——到底应该写些什么呢?什么作品才是革命的?当时这个圈子里没人写爱情，一是因为年纪小，没有生活，二是从观念上就认为写那种东西肯定是不健康、不革命的。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，写战斗故事最好，又革命，又可以投稿，投稿当然就有可能发表。但却没有生活。
其中有两个部队子弟，条件便利，守着打过仗的父亲。就缠着父亲讲战斗故事、然后把这些故事做些文学加工，写出来的东西很生动，大家读得津津有味。但又有人说，这不叫文学作品，只能叫故事。里面没有过得硬的英雄人物，而且流血牺牲也不多，场面不壮烈。当时这个小圈子里的成员，大一点儿的二十出头，小一点儿的，还正上中学。写东西快，“产量”很高，但真正够得上“起码水平”的作品都很少。当时没人指导，年纪大的人，谁也不敢指导这种活动，整个小圈子都处于半地下状态。这些人现在想来幼稚得可笑，文学理论几乎是空白，甚至对诸如文学的虚构是怎么回事，都闹不清。大家为《林海雪原》里白茹这个人物是真是假争论不休，因为传说曲波的妻子长得并不漂亮，根本不像书里形容得那么美丽动人。既然少剑波就是曲波，那白茹就是曲波的妻子，明明不漂亮，为什么要虛构成很漂亮?但不管怎样，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大家很认真地写作，也很认真地思考一些事情，尽管幼稚，但对文学的真诚却毋庸置疑。
说起这些“地下”文学青年的执着与真诚，让我想起一位朋友，他比我小，是我弟弟的同学，1956年生人。他们这个年龄，当时已经以按一定比例上高中的，他混了个高中毕业。毕业后，大部分学生也没逃过插队的命运，不过不是去边疆，而是去京郊各县。毕业生中，出路最好的，还是当兵。毕业那年，正好有一个二炮部队在他们学校招兵，恰恰因他的体格出众，家庭过硬，被招兵的看中，非要招他不可。
可他就是不愿意去。所有的人都不明白：这小子是不是脑子里什么地方搭错了弦，这么好的事儿，别人争都争不来，他为什么不想去。只有我弟弟了解他，后来告诉我，这家伙那时正着迷搞创作，想学浩然，去插队体验农村生活，将来要写出一部《艳阳天》式的小说。最后招兵的也是死不罢休，跑到他家去做他父母的工作，才把他硬拉走了。
聊到当年的创作，朋友老车笑谈当年自己的一段“文坛”掌故。他写的第一篇小说，名字叫《丁勤苗牡》。写一个住院的小战士，高烧不退，还闹情绪。原因是父亲早逝，一个姐姐出嫁了，家里只有一个病重的母亲，所以不安心在部队，想复员回家。同屋住了一位病友，是个政委，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为小战士做思想工作，正确对待革命和家庭问题。最后小战士的思想问题解决了。出院前，接到一封他妈妈的来信，才知道政委瞒着他给他家寄去了钱。老车把已经发黄的原稿拿给我看。作品各方面都很幼稚，光那政委的长相就形容了两千字。但“掌故”并不在这作品本身，而在老车把这篇东西投给了《解放军文艺》。结果当然是退稿，并附有一封编辑的回信，信是这样写的：
车×同志：
来稿收阅，谢谢你对刊物的支持|总的来看，《丁勤苗壮》的语言、故事情节、作品结构都比较好，有一定的基础。主要的问题是取材和表现的主题太差，没有写出矛盾冲突。没有矛盾冲突的作品，政治上是有害的，艺术上是低能的。附带说明一下，我们每天要处理的稿件很多，一般情况下，没有多大修改价值的作品，只是附便笺退回，请原谅。
这封信的时间是1974年4月26日。那年老车19岁，故事是他当兵住院时编出来的。通常情况下，每个人对自己的处女作都会很偏爱，但同时也会很自卑。那个年代，向文艺刊物投稿，是很大胆的事情，因为年轻而迷茫的作者，在没人指导没人鼓励的情况下，能生出投稿的念头，对自尊心和自信心，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而这时如果面临退稿，也无疑会遭受沉重的打击。老车自嘲地说：“那时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自信，看到退稿和编辑的信，竟一点也不觉悟。不仅没有去虚心检讨一下自己的不足，却招来一股火气，觉得自己的东西没有那么有害’和‘低能’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《解放军文艺》正选载管桦的长篇小说《将军河》，我根本不知道管桦是谁，便把自己的东西和他比较，觉得自己写得一点也不比他差。为什么他的小说能发，我的就退稿?
很不服气。但也没办法。赌气从此不写了。但到了粉碎‘四人帮’后的1977年，很多东西拨乱反正，我又想起了那篇稿子：会不会当时《解放军文艺》的编辑太‘左’，或者‘不识货’，而让我‘蒙冤’呢?于是我再一次把那篇稿子寄给了《解放军文艺》，并附了1974年编辑的《解放军文艺》的那封信和自己写的一封很严厉的批评信，信上说你们当时不用这稿子，是不是受了四人帮’的影响云云。结果很快，稿子又给退回来了，并又附了编辑的一封回信。”老车是把前后两封信保存在一起的，所以后一封编辑回信我也看到了：
×同志：(未冠姓，显得很亲切)
来稿看了，经研究不准备用了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将作品退您处理。
关于七四年的那封复信，是一位帮助工作的战士作者写的，有错误，责任由我们承担。因我们人手少，(小说组仅三人)经常抽调些业余作者来帮助审稿(初稿)，由于缺乏帮助教育，在回答作者时，提出问题或态度上往往欠妥。特向您道歉。希望今后继续为我们撰稿。要求多反映今天的大好形势，地方题材的作品也一样欢迎(第四期我们就发了两篇地方作品)。敬礼
小说组，3月24日
这就是老车的“文坛掌故”。
我调侃老车：“你脸皮也真够厚的，就那破玩艺儿，现一次眼还不够，还非要现第二次。”
老车颇有感慨。说：“我真是怀念那个年代。不管怎么说，那时人有激情，很真诚。那份真诚，自己都能把自己感动了。我是有点缺乏自知之明，今天看看写的那东西，身上一阵阵起鸡皮疙瘩。但我可不敢嘲笑青春，当年我可比现在圣洁多了，那时眼前也比现在干净多了。
现在倒是能发小说了，可还有人看吗?如果那时能发一篇，恨不能全国的人都能看到，因为全国就那几份杂志，那含金量该有多高。”
老车给我带来一篇他保存的“科幻诗”，题目叫《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球》。是个当时和自己一块儿“玩儿写作”的小伙伴写的，老车说那孩子当时还在上高中，但很有点灵气。诗写于1975年，我把它节选几段，看看50年代出生的青年，当时是个什么水平：
整整10个月的海王星探险，/我归来时已经是2021年的春天。/望着欢迎的人群和花束，/队员们个个都笑容满面/我在考虑自己的事情，想着我两个月的假期，/该到哪里去消遣。
应该先去北京回家看看，/再去探望阔别已久的故乡延安，/那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，/她也是世界大同的摇篮。/最后去的地方最重要，/要去看一看亲密战友的墓地，/它坐落在本洲岛的富士山前。
在大海上，/在登船的第一天傍晚，/我走出舱外，/踏上金质的甲板。/逐渐地、逐渐地我陷入沉思，/我想啊，想啊…/我想着如今的世界，/但我想得更多的是十年以前。/那时，这枚星球，正经历着第三次世界大战。
原子弹的硝烟弥漫，/核武器的烈焰蔽天。/战争摧残下的生灵啊，尸横枕野，/何止成千累万。/全世界的国家都卷入了战争，/因为这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后决战。/当时我所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首领，/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10亿中国人民，站在世界“奴隶”们的最前面。/我也同样参加了这场战争，/我那时是中国军队中的一员。/离别了家乡走遍了世界，/下决心不解放全人类，/决不家还。
我走过了十字军东征的道路，/我登上过拿破仑曾徒步过的阿尔卑斯峰巅。/我们的部队摧毁了矗立整世纪的柏林墙，/也曾瞻仰过马克思经常散步的梅特兰公园。/印地安人给我们做过行军向导，/我永远也忘不了，/解放了的南非黑奴是怎样狂欢。
这场战争整整进行了10年，/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灾难。整个地球变成了一片焦土，刽子手们放的火无处不在点燃。
太阳冲破了地平线，/朝霞映红了东方的天，/看呀，那边几个早起的小鬼，多么天真烂漫，/瞧，晒台上的两位老人又是多么悠闲。
啊！/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么美好，/东升的旭日啊，又红又圆。/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望无边，/春天的晨风是多么温暖。/这，就是我们居住的大同世界，/这，就是我们前辈和先烈所盼望和理想的一天。
几十年之后，对于这样的题材和水平，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。心里有一股酸楚，又有一股自豪。盐碱地上耕作的青年，他们当年真诚甚至快乐，今天他们成熟了，或者说老了，对当年他们心中的“共产主义理想”，能说儿点什么呢?
一位小我两岁的朋友平军，1978年考入北京一所很著名的大学。他跟我讲了他刚入学时受的一次“刺激”。一次下课，他和一位同学在走廊上溜达，隔壁教室就是同年级的英语师资班，正赶上也下课。这个班几乎全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都是英语尖子。平军的这位同学走过去和这些“尖子”用英语搭讪，流利从容。对方也因为本班之外竟出现了如此高水平的老大哥而不敢怠慢，彼此聊在了一起。而平军站在旁边，一头雾水，惊讶加惭愧，勾起他强烈的学外语欲望，30年后，他也成了一个外语水平很高的人。过来人都知道，恢复高考后，77、78两届大学生当时的入学考试，外语分占很小比重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因为刚恢复高考，考生外语水平高的是极个别人，尤其69、70届的初中生，绝大多数都是外语“文盲”。平军这位同学的外语高考成绩竟高达97分。
据平军说，他这位同学几乎没有任何学外语的便利条件，只是凭着兴趣和韧性。他是1954年生人，没有下乡，被分在一家小工厂。当时的社会，对年轻人学外语，其“容忍度”还不如文学创作，动辄就有人向“里通外国”的方向去想像。那时因为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，一些大学里也开了外语课，只要是不当班，他就到学校去“蹭课”。在课上，他的发言踊跃程度超过了在校生。他兜里永远装着两本《毛主席语录》，一本中文的，一本英文的。那本英文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原来的封皮，只是红色而没有毛主席像，他特意换上一个有头像的，以免引起别人误会。
他刻苦学习英语“毛著”——“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”总没有错吧。但有一次他还是被人“汇报”上去，揭发他收听敌台。但厂里的书记不错，把这事儿给压下了。他说，《毛主席语录》里的单词后来他全都背得很熟，他外语的底子是靠《毛主席语录》起家的。
我一位战友继发，当兵复员后，也被分配到一家工厂。厂里在青工集体宿舍给了他一个床位。那是一片低矮的平房，一排排住着单身汉和带家属的老职工。在继发宿舍的隔壁，住着一位老工人，都叫他王师傅，老实本分。青工们有时晚上没开水了，就去他家要一点儿。有时他烧的开水自家暖瓶装不完，也上门问青工们需不需要，然后给他们灌上。王师傅有个儿子，比继发小个二三岁的样子，重度小儿麻痹，出门拄着双拐，青工都叫他小王。他没有班上，不爱说话。每天必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在屋外空地上摔泥巴，那一看就知道，是小时候常玩儿的胶泥。开始继发没在意他摔泥做什么。有一天他感冒了，下午请假在宿舍休息，一觉醒来觉得该吃药了，便去隔壁讨杯开水。敲门后，应声的是小王，说：“水在桌上，您自已倒。”但眼前的情景让继发没有去倒水，他被惊住了。只见小王正在一只自制的木台前聚精会神地塑着一尊人像。人像是外国人，神情刚毅，面部线条像刀砍的一样坚硬。
小王站着，腋下夹着双拐，一手拿着一根有机玻璃的雕塑工具，手攥着一团胶泥，正往塑像的披肩长发上补料。继发“呀”的一声，说“你还有这两下子，这塑的是谁呀?”小王腼腆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这是谁，像这个，也像那个，你看像普希金吗，但眼神不像。我是瞎玩儿。”继发知道那是客气或者搪塞，那决不是瞎玩儿，是认真的爱好。
肯定倾注着他很多心血，不然“玩儿”不到这种水平。继发问，你是怎么学的，回答很简单：“琢磨呗。”继发不由升起一股敬意，心里大呼：“你看人家！”从那以后，继发格外关注小王。后来通过王师傅得知，小王的爱好是小时候在少年宫开始的，“文革”中一直都没有放下。
不能“上山下乡”，分工作也没单位接收，就只能在家闲待着，所以天天“弄泥巴”。他能在英雄纪念碑前一坐一天，呆看那浮雕。如果找到一本雕塑的画册，他就比着做。他曾到贴满大字报的中央美院，带着一件自己塑的“泥人”，一间屋一间屋地串，遇见教师模样的人，就拿出“泥人”给人家看，但多半的人都躲着他，只有一个老头儿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包，说：“快走吧。”出门后，打开纸包，里面是一件他叫不出名来的塑像，但一看就知道是高手的作品。这件东西成了小王的镇宅之宝，王师傅说，光摹仿它，用的泥就不下几十车。
卫东一听就是后改的名，原名叫津宝，我的战友。比我大一岁，军龄却比我长好几年。他应该说是我周围穿军装的同龄人里最有才的一个。当兵几年后，他被抽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，后来又被抽到师政治部报道组，专门给《空军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写消息。在我们部队，可是小有名气。但不长时间后，他就已经不满足于发表那些反映部队大批判、学毛著等内容的“豆腐块”文章。他当时条件很优越，除了下连队采访和有时突击稿子之外，时间上很灵活。他回忆，当时的师政治部主任，是个真正有胆有识有思想的政治工作老干部，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恳切地教育他。那次谈话中有一句他记得最清楚，就是“要想真正提高自己，就得多读书，甚至多背书。”从此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，抓住一切机会买书，抓住一切机会借书。他借着“批孔老二”的机会，声言要了解“孔丘”的言行，才能“有的放矢”，竟通背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；后来“评法批儒”，他由读《盐铁论》，又对历史大感兴趣。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，到我家向父亲借《史记》，父亲很犹豫，但还是借给了他。那套书当时一般人看着都眼晕，但他却从头到尾啃下来，并大呼：“原来历史是这样的呀！”他读《古文观止》，读《昭明文选》，读《说文解字》，甚至读不知哪儿弄来的《尺牍大全》。在兵营里读这些书，通常是会招来非议和限制的，但主任护着他，说他研究《孙子兵法》，是在为批林彪“准备炮弹”，“多看点儿参考书，才能批得深批得透嘛。”他积极的工作态度、发表文章的业绩、谨慎的言行和良好的人缘，给他创造了读书的条件。他对我说：“我没别的奢求，只要能让我安静地读书。”功夫当然不负苦心人，水平在没有“奢求”中积攒提高。最终他在恢复高考后穿着军装走进了大学。那时穿军装进大学的“真正”大学生，比工农兵学员中的“兵”，要值钱多了。
从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迷上了古董收藏。在这个圈子里，一位称得上我师傅的朋友，对字画、瓷器、玉器等给了我很多指导，但他只比我大一岁。我曾给某报纸的专栏写文章，大声疾呼，古董收藏“水很深”，“下水”之前，绝对需要有一位师傅领路。这一“论断”即出于我得益于师傅的切身体会。而我这位师傅，在“文革”中，恨不能从“破四旧”开始，就不怕死地迷上了古董和附着在它们身上的古代文化。他有一个先天的优势，就是有一个好的出身，家长是社会最底层穷苦劳动者。当时的“四旧”，被红卫兵们大肆摧残破坏，他回忆才十几岁的他，在一次逛颐和园时，看到厚厚一层书画被踩在脚下。他顺手拿起一张，虽然已是泡过水的古画，但一股华美之气却向他袭来。他于是大胆藏起了这幅画。从此他便留心搜求被抄家的人没有烧尽的书画。最后他找到一个窍门，到废品站去扒废纸。他研究它们，学着认上面的款识，记款识上的人名。从纸上的画，他又迷上瓷器上的画，进而迷上瓷器。初中毕业后，他留在了北京。他所有的节假日和休息日，都泡在各委托商店门口。有谁要往里送瓷器，他就上前悄悄问句：“卖吗?我多给点。”那时一只“五百件”的大瓷瓶，不管是乾隆年的还是光绪年的，送委托商店只给5块钱。他的工资，除了吃饭，都买了瓷器和画。边买，边向人请教。他认识了一个也总在委托商店门前“趴”着的老头儿，那一看就是位饱学的高人。从老头儿那里，他学会了鉴定各代瓷器，学会了辨识明清各画派画家的风格。由这些研究，他尝到了无知的苦处，他开始找书看，开始练毛笔字，开始学着画画。有一次他拦住一辆装满宣纸的三轮车，那是要往废品站卖废纸的，6块钱他买下了这车宣纸，开始临摹手中的画。他自己都不意识这种爱好为他带来了多少好处。不仅他被这些固体的文化精华熏出了一身儒雅之气，练出一手好字好画。到了今天，他所存的那些东西，成了价值巨万的财富。当然这是历史发展玉成了他，而并非几十年前就有什么发财的先见之明。他的“觉”，只是他想学点什么，想用这种爱好，“填补”这一代青年共有的空虚。
朋友连江说起一个叫国柱的青工，那是他的朋友，对国柱他很佩服：
我们厂是个科学院下属的实验厂，有实验、维修和制造多种功能。因为设备当时还算先进，在那个年代也时不时会有科研院、所来定制配件。厂里有那么几个青工，一门心思学技术，只认“有了技术，到哪儿都能吃饭”的老理儿。他们干活没的说，但不少人批评他们走“白专道路”。每逢开批判大会，他们不是迟到就是请假。一问他们“儒家、法家”都是谁，“梁效”是干什么的，他们睁着莫名其妙的眼睛答不出来。他们不关心“政治”，对时髦的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、“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”的讨论不感兴趣。他们和那些同厂的、专背中共“九大”中央委员、各省“革委会”主任和十大军区司令员、政委名单的青工不一样，只知道闷头干活。国柱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真是个干活儿的好坯子，学技术天生就有一种灵性。进厂先学的是钳工，机加工一有空床子，他也去试一把。后来又改行当电工，主管厂里的强电维修。屁股后面整天挎着牛皮工具袋。平时下个电机，装个电柜，手脚利索。不光强电，对弱电他也感兴趣，经常往仪表车间跑。对可控硅、半导体这些控制系统，只要有活儿，主动申请，加班加点，兴致盎然。几年下来，他原来的师傅已经只是个名分，再也教不了他什么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研究所来订
制一批配件，他认识了一位“跑现场”的工程师，当时好像还戴着什么“帽子”，不然也不会那么大岁数还跑现场。国柱一眼就看出那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只要他来，国柱就凑上去搭话，问这问那。慢慢的，俩人熟了，真像是又认了个“新师傅”。国柱给他到食堂打饭，下班骑车带他回家。
从此国柱开始看书，“新师傅”教他物理、电学，教他控制理论。总之，国柱感兴趣的东西，都是这位“新师傅”在理论上给他开蒙。后来由于国柱的多能，“新师傅”他们承担的科研项目竟来厂里借调他。那时只要“革命需要”，上级批准，厂里没理由阻拦。国柱一离开就是半年多。其间听说“新师傅”的单位因他的出色工作，曾建议厂里推荐他当工农兵学员，但终究不是上下级单位，厂里没有考虑。按说他这样的多面手，只要有机会上个学，进一步学习深造，一定能派上大用场。但国柱天生就是个干活儿的坯子，直到今天，他还在厂里，是顶尖的高级技工。这种“宝贝"，今天奇缺，不少地方出高薪聘他，但已经五十多了，他不愿再挪地方，很安然地守着他的厂子，带着徒弟，干着交给他的活儿。
学创作、学外语、学艺术、学历史、学技术……应该说，今天年轻人有兴趣涉足的领域，那时都有人尝试。所不同的是，他们缺乏专业教育，缺乏自由追求的大环境。但决不缺乏热情。
50年代出生的人，今天每当回忆当初，总会有人觉得时代对不住自己：蹉跎了青春，吃尽了苦头。但如果看看以上这些人和事，会不会有某种领悟。凡事回头想，当“事后诸葛亮”，大家都会很“聪明”。“自己经历了那样一段没有文化，没有选择的年月，和今天的年轻人不可同日而语。”可是在当时，年轻的你，不可能想到能和今天做对比，你会觉得生活本来就应该是那样，会接受那样的社会现实，并在那种“土壤”中生活、成长。但只要你有一颗健康向上的心，只要努力，无论你处在哪个时代，总能找到成长所需要的养分。任何时代都能造就优秀者、杰出者。
恋爱时节
当年在大街上“拍婆子”的混沌少年，经过几年风浪沉浮，到70年代中期左右，真的到了恋爱的年龄。朋友永生开始恋爱，就是在1973年，那年他23岁。恰如上面说到的，虽然长在“盐碱地”上，但恋爱仍然是幸福的，只是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罢了，他们也并不想和今天的年轻人攀比。
但如果说到攀比，有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在他们结婚30周年时，妻子发狠催着丈夫，到最好的影楼拍了一组婚纱照，以补当年“军装照”之憾。而就在3个月前，她儿子在同一家影楼才拍完婚纱照。
但结婚和恋爱其实是两个阶段。
晓东告诉我，刚到兵团，北京的男女生，仍和在学校一样不说话。在最初几年，北京知青因为年纪小，没有人谈恋爱。天津和哈尔滨的知青年龄大两岁，他们谈的多。但总体上讲，在兵团和插队的知青，恋爱都晚，因为很多人都抱定了一个主意：不回城不谈恋爱。在我周围的朋友，谈恋爱的年龄，大约都在二十四五岁以上，如果按1950年生人算的话，差不多都在1974年、1975年以后。晚的就到了70年代末期。那时知青大批回城，男女“配对”，达到高峰。
那年代，谈恋爱有几个特点：
一是晩。当年党号召青年晚婚晚育，当然也就提倡晚恋爱。如果你20岁就谈朋友，在一些人眼里就是没出息，长辈和单位领导就会开导你“先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个人问题考虑那么早干什么?那是浪费革命青春。”70年代，女孩儿似乎没有现在那么怕嫁不出去，二十五六岁谈恋爱的有的是，也没人觉得太“掉价”。不像八九十年代“大龄女青年”一类社会问题那么突出。
二是介绍的多，自己认识的少。那时的开放程度远不如八九十年代，没有太多的交际方式，更没有那么开放的观念，我周围的朋友中，那些当初“拍婆子”胡闹的孩子，到“动真格”的时候反倒缺少了勇气，最终还是靠人介绍。
三是严肃认真。没人拿谈恋爱当儿戏，更没人滥情滥交。婚前性行为是为社会不齿的事情，如果有人婚前去做“人流”，那是要单位领导“陪”着去医院的。当时为鼓励计划生育，妇女做“人流”后，市场可以供应几斤排骨，婚前做“人流”也照样供应。但如果说谁没结婚就“吃了排骨”，那是很难听的骂人话。
四是格外注重家庭出身。如果出身好的家庭遇上了出身不好的家庭，那阻力是很大的。出身不好的家庭明显矮人一截，对出身好的家庭是种“高攀”。
五是很实际，当时再漂亮的姑娘，也没人幻想嫁入“豪门”。那时也没有什么“豪门”，最多是父母级别高一点，但经济上的优越程度很有限。再进一步就是看对象在家里排老几，按“常理”老大最不吃香，老小最吃香。孩子多不吃香，孩子少吃香。当时普通阶层的姑娘们，最看好的是提了干的军人，但那并不易得；其次是工厂的工人，因为那至少在政治上没有风险，经济上也不吃亏。看家庭如果不是干部家庭，最不济也得是工人家庭。最不吃香的是知识分子家庭，被“文革”教育了几年，脑子里都认为“臭老九”很低能，只知道“马尾巴的功能”，实际的事儿点儿也不懂，而且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嫁入这样的家庭，自己累不说，还要担惊受怕。
但任何时代的恋爱都是美丽的，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。我在部队时，战友秋一一次给我看他女朋友朱道恒的信，看到末尾，他一把抢过来不让看了，但我眼快，已经看完了，最后一句是：“我等你，我永远是你的！”我当时的感觉是浑身发烧，十二分的羡慕：“这小子还有人等着他，真他妈有福气！那女的不知长得什么样。”时隔30多年，已经50多岁的我们在QQ上用语音聊天，他那边还有视频。秋让道恒在视频前和我聊几句，我吃惊极了，他们两口子同岁，都是1950年生人，但在视频中，仍能看出道恒年轻时美女的影子。我忘情地在QQ上大呼：“道恒，你那么漂亮啊！”战友之间，我们不在乎。
当年这代人谈恋爱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就是没有今天那么浪漫。像秋一老婆那样的信，也难得有姑娘敢写。一位嘱咐不准透露他名字的朋友谈起他谈第一个女朋友的事，笑着说：“当年真是老实，那么漂亮的妞儿，俩人上颐和园，坐在西堤的水边上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俩人愣是隔着八丈远，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所有的话，都离不开学习和工作。都是互相鼓励对方多学习毛著，多关心政治，多写批判稿。她还嘱咐我别怕苦，多干脏活儿累活儿，早来晚走，争取早解决组织问题。哎，你说那是什么事儿?交了好几个月，连手都没碰过。要是现在，早拉过来亲两口了。”我曾认识一个家住城里杂院儿的朋友，比我大一岁，但比我“懂事”多了。一次到他家聊起自己交的女朋友，他立刻问，拉过手没有?亲过嘴没有。我当时心中大怒，觉得这小子真脏，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。当时的人，观念中浪漫的东西很少，也不会营造气氛彼此送东西，除了袖珍《语录》，就是主席像章，再就是钢笔和日记本。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，过年能见到比扑克牌小一点的年历卡片，但很稀有，得托人找。有时写信时附上一张，觉得自己已经很有情调了。
一位朋友的妻子跟我报怨：“搞对象时他从来没带我上过一次像样的公园，就带我在地坛里转了几分钟。也从来没正经请我吃过一顿饭，就吃过一碗面条，面条硬得跟钢丝似的。”在部队时，战友孔熙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就拉着我“谈心”，他探家时有人给他介绍了对象，如果订婚，就要给人家买东西，可他又吃不准人家最后能不能瞧得上自己，但东西又不能不买。他又怕买了东西人家又跑了，弄个人财两空。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，让我给他“参谋参谋”。其实我那时也是根儿“擀面杖”，根本不懂农村谈恋爱是怎么回事。朋友连江恋爱遇上一位“左”得可爱的姑娘，是他们厂的团总支书记。连江说。她有点像后来刘心武小说《班主任》里的谢慧敏，满嘴都是政治，开口就是“当前形势”对人严，对自己也严。厂里组织青工到郊区三夏劳动，她干得比谁都多。据连江说，有时她也有点儿女人味，大太阳底下，她偷偷塞给连江一包人丹。就冲这包人丹，冲淡了连江对她“讲政治”的反感，最终娶了她。全福谈的第一个女朋友长得挺漂亮，但全福不习惯她老在没人的地方跟他“起腻”，怕她将来会有生活作风问题，最后吹了。现在的老婆是当年一家大毛纺厂的劳模，是个工作狂。毛泽东逝世，因为她工作出色，全公司就选了她一个人去守灵。全福说：“谈什么恋爱呀，平时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。介绍认识了，一看人不错，又是党员，就开始准备结婚的东西。”
今天“采访”起同龄朋友们当年谈恋爱的往事，不少人简单说几句可以，问得再深一点，就不说了，我想一是因为这个年龄的人有这个年龄特有的观念，还是不像年轻人那么放得开。就像战友建廷，问他什么时候和他媳妇认识的，他就警惕性很高，就一句话：“忘了“任我怎么骂怎么损怎么引诱，他还是笑着说：“忘了。”二是这一代人确实没有太多可说的，浪漫不多，曲折也不多，没有太多故事。
但“发小儿”健中一天到我家，晚上我们各倒一杯不常喝的威士忌，加上冰块，他聊起自己的经历，却有一段很有趣的恋爱往事。过了几天，他还把经过选择的几封“情书”拿给我，让我“看着办”，我真的很感谢他的信任和支持。
他的这场恋爱没有结果，据健中说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“社会地位”后来太悬殊了，女孩儿太高，他太低，最后自卑让健中提出了分手。但又说，让他很后悔的是，有很多努力争取的机会，自己要么当时太傻，不懂女孩儿的心思，要么没有胆量表白。如果“处理得当”，“进一步”的希望不是没有。总之，分手于他来说，十分痛苦。
恋爱的“开场”是在一家部队医院。他们当时都在当兵。女孩儿是医院的护士。他是病号，人院时高烧多日不退，被诊断得了肺炎。“文革”中的部队医院，是干部子女扎堆儿的地方。但凡看着有点特殊的女孩儿，必有家庭背景。她也是其中之一。这些“小姐”按现在的标准衡量，其实并不娇气，她们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女兵干一样的工作，除了上治疗班：打针、发药，值大小夜班；还上护理班：刷厕所，刷痰盂，拖地板，换被罩床单，给重病号打饭。但凡露出点娇气，就会被病号议论，被领导和嫉妒她们的同事所不容。所以她们怀揣着优越感外表却努力“和群众打成一片”。健中这位女孩儿是1971年的兵，他们相遇时是1973年，那年她才17岁，也就是说，她15岁就当兵了。
她在整个医院，是那种无论在病员还是医护人员中，都格外抢眼的漂亮女孩儿。当健中从高烧中睁开眼睛，第一个给他吃药的就是这个女孩儿。也许因为都是北京兵的缘故，家里寄往医院的第一封信，也是她从办公室拿给健中的。当她看到信封上的“北京981信箱”时，问“你家住哪个区?”于是开始了最初的几句交流。一周的高烧，让健中几乎软得爬不起来，他只能躺在床上看书消遣时光。女孩儿对他看的书格外关注，看那是一套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时，很惊奇地问书是哪儿买的，最后提出能不能借给她看看。健中很奇怪：女孩儿也爱看这种书吗?让他们的关系升温的条件是科主任的好心，鉴于健中的身体恢复较慢，主任让他先不要急于出院，在医院过了春节再走。这时他已经可以自己到饭厅吃饭了。
节前，女孩儿意外地给他拿来一包儿瓜子，这在8个病号一起住的大病房里引起了眼馋的玩笑：“嘿，怎么不给我们来点儿?”女孩儿白晰的脸泛红，窘迫之下忽然说了一句：“我们是老乡，给他瓜子怎么啦?我一会儿还给他糖呢。”健中回忆，当时看到她那一脸孩子气，圣洁得像一个玉人，让你一点杂念都生不出来，只觉得她是顺便给老乡带点儿吃的，因为过节了，别的什么都没想。医院过节，其实很枯燥，没有联欢，没有会餐，只是年三十加了两个菜。接着就是病房里“开戒”：可以打扑克、下军棋、象棋。初一，女孩儿来了，还有一个老护士和另外一个女孩儿。分成几拨儿打40分下台。女孩要和健中打对家儿。健中说：那天的牌简直邪了，根本就没有对方上手的份儿，一路顺风，把把赢。女孩儿兴奋得时不时用笑眼看一看健中，健中说，那种纯真少女的动人眼神，以后再没有见到过。也许是男女兵之间通常的禁忌，一轮儿牌打下来，老护士就招呼着把女孩儿带走了。人刚走没影儿，一个东北兵就冲着健中大嚷：“今天你交了桃花运了，我们都成了牌架子。是不是因为你长得白点儿，人家看上你了?”一句玩笑，使兴奋中的健中像被什么捅了一样，忽然产生了“杂念”。他比她大4岁，但在男女方面却是一张白纸，并不比她成熟。他知道战土谈恋爱是犯纪律的，何况这是“没影儿的事儿”，一旦引起风波，自己尴尬，还会把“人家”给影响了。但他还是没忍住，出院前偷偷交给她一封信，心想：爱成不成，不试试就没机会了。信给她后，一整天他魂不守舍，等着看有什么反应。但直到他整理好东西要去办出院手续，还是没动静。正在他既灰心又释然地下楼时，她等在楼梯口，极快地塞给他一封信，什么也没说，就走掉了。健中说，那一刻心跳的感觉，真是终生难忘，这女孩儿可真够大胆的。
信写得很平常，干巴巴的，答应他的请求：今后通信。并答应回北京时一块儿去玩儿。健中说，他根本说不清这到底算不算恋爱，但坠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躁动中。他们通信一共有几十封，历时3年多，她很关心北京的小道儿消息，经常催问健中“四五”北京有什么情况之类的事儿，当时传递这种信息是很冒险的。他们还经常互相寄书，他记得曾给她寄过一套当时很难弄到的《战争风云》。收信地址都写“内详”，有时信的末尾还用“知名不具”。就是这样谨慎，在1975年，她还是说，已经有人怀疑她和男同志通信了，为此她的提干被推迟了一年。健中说，在信中，彼此从未直接谈及感情和爱之类的话题，甚至没用过任何亲昵的字眼。唯一的不同是，女孩儿在信末署名时，把自己的姓省略了。最后健中复员了，组织问题也没解决，而她仍留在部队。她第一次回北京，曾趁健中父母不在，去过一次他家。健中给她做了一顿蛋炒饭。那是个初夏，她穿着女式开领军装，看不出什么。等到第二次回北京，是冬天，她的军装已经是四个兜儿，她提干了。这对健中是个不小的冲击，顿觉两人“地位”的悬殊：他是工人，她是干部，他是群众，她是党员。健中设想，如果早一点儿单刀直入，挑明关系，也许结果会不一样，其实她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是不是在北京找了女朋友，这是多好的话岔，接下去表白一番，把球踢过去，看她怎么说，那就要主动多了。但那都是事后诸葛亮，他当时根本就没弄懂人家的心思。说来说去还是太“生”。到了1976年，有一个同厂的女孩儿向健中进攻，他觉得不能脚踩两只船，终于向女孩儿摊牌。那封信健中第一次用了“爱”这个字眼儿，说“我爱你，但我们的距离太大了，恐怕不会有结果的，咱们分手吧。”回信的反应很强烈，直言不愿分手。她说：“我现在年纪还小，我不能答应你什么，但我很珍惜这份战友的友谊。我们还能继续下去吗?”健中的父母看了这封信，大加赞赏，说信写得既有分寸，又得体，这才是好女孩儿应有的深度。并挖苦健中脑子太笨，狗屁不通。但最终健中还是了结了这份缘分。
健中带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封，恰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几天写的，时间是1976年10月17日。她当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。我节选一段，看看当时我们这代人，在那个年龄，写的“情书”是些什么。
健中(健中说，信的抬头她从来都是名姓齐全)，你好迟了给你回信，不会因此而不高兴吧，无耐，我太累了，你要责怪我，那我就有更多理由责怪你，你可不止一次两次回信迟呢。
我12号回医疗队，在此之前在医院准备过冬的衣服。回来后搭棉帐篷，盖过冬的房子，累得够戗。
……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接到了你的信，我们也传达了文件，先党员后群众。“除四害，讲卫生，喝茅台，吃捞面”，哈哈！全国人民怎能不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呢。我也是如此啊。中国除了大患，真是特大喜讯。
我拍手叫好！从这一点看，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，我为我们党有了忠诚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而万分高兴。在此之前，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，只不过不敢乱说罢了。事实证明了这是些阉割马列主义的“秀才”，一群乌龟王八蛋！我们连夜表态转弯子，嘿，这弯子太好转了。这可不像批邓时弯子一下转不过来。
我又胡诌了，暂停，你可能听说的比我多得多吧，消息灵通人士！目前，我们学毛著掀高潮，计划明年“9.9”之前通读1-4卷，我自已也订了学习进度和具体措施，要努力学习，不断提高分析鉴别能力啊！
可能因工作努力，最近我得了个(医)院内嘉奖，过两天让我讲用，我正发愁怎么讲呢。
今天太晚了，医疗队刚表完态。字迹潦草，凑合着看吧。
76.10.17
我真替健中惋惜，多好的女孩儿。这个笨蛋！
这也是一场初恋，不同的是，最后有了结果，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，但充满曲折。
那是金羊讲给我的故事，男主人公是他的朋友，叫胜利；女主人公是他们的兵团战友，故事讲起来时，给她取了个《渴望》里的“代号”，叫“慧芳”。
金羊说，咱们这些人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上一个人，要是对了眼，就死盯。“慧芳”就是这么个人。其实胜利有什么好的，大大咧咧，作风有点粗野，家里孩子多，个儿不高，人不壮，根本不起眼。只是爱神聊，会拉两下二胡儿和京胡儿，会讲闹鬼的故事。就这么个人，不偏不邪，让“慧芳”看上了。因为都是北京的，那时去兵团是按学校分片儿，到了连队大致还是那几个学校分在一起。所以原来的同学，后来变成了战友，他们的家一般也住得不远，有的干脆就是一个院儿的。胜利和“慧芳”就住得很近，都在关厢一带。
按胜利的说法，“慧芳”远在中学“三夏”时就对他有点儿意思。晚上千完活儿，都聚在打麦场上乘凉，胜利就给同学讲闹鬼的故事。那时男女不说话，胜利周围都是男生。但女生也在麦场乘凉，男生那边片安静，专心听故事，女生那边也跟着听。整个麦场上都屏息静气。
有时讲着讲着，男生这边有人发现女生也在听，就猛地大喊一声“鬼！”女生那边立刻就吓得一片惊叫，抱成一团。就这样一连几天男生专场，女生“蹭”听，胜利的“声望”陡涨。全班同学连男生带女生，被吓得“散场”后谁都不敢一个人出门。“三夏”干的都是力气活儿，有时会改善一下伙食，所谓改善，无非是在原来粗粮加熬圆白菜的基础上再一人加俩馒头。逢这时，“慧芳”就趁人少时，给胜利碗里放上一个馒头。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行为，能用“惊世骇俗”来形容。胜利大大咧咧，管他谁的馒头，给就吃。有的同学看出来，就起哄。事情传到带队的工宣队师傅那儿，还开会批评，把起哄的同学说成是“低级趣味”，定性“男女同学互相关心是好事，是阶级友爱”。这在当时的工宜队来说，真是高水平。
胜利说，自从那次“三夏”以后，“慧芳”就主动接近他，一直到去兵团的火车上，都不管不顾地照顾他。胜利得意地说：“这么说吧，火车上发的东西，只要我想吃的，那肯定我是双份。她那份我随便拿。刚到兵团，大伙看着那恶劣的条件，全傻了。女生都哭成泪人。就是这样的时候，“慧芳”还想着胜利，红着眼睛问胜利：“你冷吗?有毛袜吗?”总之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，“慧芳”对胜利是一门心思。
但胜利不知道是因为对这种“特殊待遇”习惯了，还是没心没肺，并不太抻“慧芳”的岔儿，照样和别的女生来往，有时当着“慧芳”的面，也接受别的女生的照顾。连里节日表演个小节目，胜利拉京胡儿，给另一个女生唱《红灯记》伴奏，两人躲在旮旯儿里排练，时不时哈哈大笑，一副很随便的样子。有的女生看不过去，整不着胜利，就专跟那唱戏的女生叫劲，孤立她。胜利知道后，就去报复“慧芳”，不给她好脸子，不接受她的“好心”。开始“慧芳”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知道了，来向胜利解释。胜利犯混，大声说：“你以后少管我的事，烦不烦呢。”这类小插曲在兵团的几年里，两人之间发生过不少次，反反复复。开始可能是胜利真傻，后来大了几岁，男生们议论：胜利是装傻，实际是看不上“慧芳”。男生也开始有人烦他。就这样“黑不搭白不搭”的，几年之后，两人先后都回了北京。“慧芳”还是时不时到胜利家去，帮着做饭洗衣服。胜利他妈很喜欢她。但有一段时间“慧芳”不来了，不久传来消息，她得了肝炎。就在她最困难的时候，千不该万不该，胜利和别人谈上了对象。这事儿让“慧芳”知道后，病情急转直下，差一点就死了。当然人后来没死，但心死了。病好后，“慧芳“也找了男朋友。并且据说处得还不错。与此同时，胜利一个接一个，找了无数个，没有一个踏实满意的。其中有一个，人长得漂亮，家庭条件好，胜利很满意。但后来那女孩儿对他颐指气使，经常带有耍弄他的味道。最让他伤自尊心的，是一次到那女孩儿家，被她妈盘问一阵并奚落一番后，下了逐客令，随后那女孩儿也不理他了。
挫折让人反思，他开始想到“慧芳”。失去了，他才想到了人家的好处，想到了人家一点一滴的温情。但晚了，听说人家马上要结婚了。
他懊悔不已。半年以后，胜利妈忽然告诉他，听说“慧芳”和她男朋友分手了。他妈说：“你还不赶快去！”胜利的心，一下像从翻滚的大海中游上了岸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。他准备好了一肚子忏悔的话，一分钟没耽搁就去找她。但她拒绝了。胜利跟金羊学：“她说，我跟他(那个男朋友)都谈了一年了，刚分手，你就来，你看我的笑话是不是。我没心再谈这种事。你走吧。”胜利原以为这时的“慧芳”还会像从前一样，想怎么就怎么，只要说两句好话，人就能到手了。面对满脸眼泪的“慧芳”，他傻了。接着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疼，和一种刺心的悔恨。他到底明白了自己把她伤得有多重。接下来，就像欠债还钱一样，角色掉了个个儿，改成胜利追“慧芳”。胜利人也懂事了，也知道体贴人了，脸皮也厚了，一下班就往“慧芳”家跑。一日复一日，终于有天的晚上，“慧芳”说了句拨云见日的话：“我可得过肝炎，别传染了你。”胜利听出了话里的意思——“慧芳”不生气了，人属于他了。那是个冬天的晚上，胜利临走时，“慧芳”给他围上一条毛线围巾。胜利后来知道，那还是在刚回北京时她给他织的，看他“不值得给了”，就一直压在箱子里。那是1979年，他们两人都已是28岁的年纪。结婚后，胜利和“慧芳”像默契一样，谁都不提“慧芳”曾有过的那个男朋友，多年后的一天，话赶话，聊起她这段恋爱，“慧芳”哭了，说：我不行，我心里装不下第二个人。那一年我跟受罪一样，看见他就想起你。”
多少年多少代的年轻人恋爱，都有动人的故事，大学的文学课在教学生：“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”。
50年代出生的人，恋爱自有它特殊的时代烙印和文化背景。他们从出生到懂事，所受的教育是封闭式的，没有今天的年轻人那么开放。除了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”和男女平等的“五四”精神，可以说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上接受的，是很传统的影响：爱情要专一，婚姻要长久。这个在今天年轻人观念中被淡化很多的命题，在那一代人身上，却表现得很执着，很顽固。有谁谈过两个以上朋友，就会有人说他“不着调”。我认识的一位同龄朋友曾对我说，他们两口子结婚时，都不知道怎么做爱。不用数据统计这一代人的离婚率，凭感觉也能知道是很低的。他们对今天自己子女的一些观念和行为，往往是一种看不上和愤怒的态度。对从网上找朋友，才认识两天就和人家约会并互留手机号码和QQ号，表示不屑。有时他们也自省：时代变了，很多观念和文化与世界接轨了，应该努力去习惯孩子们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，但对动不动就住在一起，对性问题如此轻率，他们再怎么“自省”也接受不了。
应该说，他们的观念深处，有很重的传统的东西，有的干脆是封建的东西，并且除了个别人之外，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应该“改正”它。对同龄人中，一些从商从政者，泡歌厅，吃花酒，并有“逢场作戏”、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之类的滥调和玩儿小姐，包二奶之类的行为，常是嗤之以鼻和切齿痛恨。在这方面，他们谨守着父辈的观念，和父辈没有太深的“代沟”。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这一代人的“历史局限性”呢，还是他们应该值得骄傲的地方?但不管怎样，这就是这代人的客观状况。
工农兵上大学
70年代初，“文革”还在闹腾，50年代出生的人，在动荡中总算就了位。这种“就位”对5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来讲，还好适应，只是再重回课堂，或者搞“开门办学”而已，但对这个年代年龄最大的那批人来说，却经历了精神和身体的反复煎熬，在年轻人的旺盛生命力支撑下，完成了艰难的“蜕变”，渐渐适应了兵团、插队等不久前还无法想像的生活。
然而，就在新生活的秩序刚刚建立，所有人的心刚刚“安静”下来不久，一个消息如横空出世，又带来让人不宁的震动：毛泽东作出决定：可以在工农兵中挑选优秀青年去上大学。1970年6月27日，中共中央批转《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关于招生(试点)的请示报告》。《报告》提出：经过三年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。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。《报告》具体规定：学制，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，分别为2至3年。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。学习内容，设置“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；实行教学、科研、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，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。”而且上大学不用考试，实行“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”。
于是，从1970年开始，在北大、清华试点，到1971年、1972年开始在全国铺开，再到1976年最后一年招生。当工农兵学员，又为当时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比当兵、提干更时髦、更诱人的道路：它可以不用考试，可以基层领导“推荐”，可以在舒适的校园里，而不是风雪交加、烈日炎炎的“广阔天地”里“接受再教育”，同时还要完成更光荣的任务，即“上大学、管大学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”，当时简称“上、管、改”。从年龄上讲，在1970年、1971年前后，有一小部分40年代后期出生的工农兵学员，但“在20岁左右的优秀青年中招收”，这一年龄限制，毫无疑问，使50年代出生的人，成了工农兵学员的主体。
其实，工农兵学员的总人数并不庞大。王金昌在他的《大普学历》书中披露：“从1966年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，大学停止招生，到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，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‘推荐制'工农兵学员94万。”
而这不足百万之数，在近1.5亿50年代出生的人中，占到大约0.67%左右(假定把全部工农兵学员都算成50年代出生)。差不多是“一百五十里挑一”。而如果再仔细琢磨，又发现，事情还远非数字显示的那样：首先要在这个比例中刨去根本没有念书条件和心思、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；再刨去5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，因为他们已经够不上“工农兵”的资格，而且1977年以后，他们中的高中生，已经可以以应届毕业生的资格考大学了。因此所谓工农兵学员，其适用的对象大致都是5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、有读书愿望，或者说有跳出原有境遇的愿望的同龄人。如此算来，工农兵学员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，所占实际比例实在不能算低。恰是这不低的比例，开始“挠”着一部分人的心。朋友为民生于1953年，他讲“经过一年多的挣扎，好歹算稳定下来，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刺激，几乎可以说已经生活在自得其乐之中了。但不想忽然来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人再一次浮了起来。”
再仔细分析工农兵学员的出现所具有的“社会意义”，还会发现：这一事物使原有的50年代出生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阶层形态被打破，产生了第一次真正的“社会分化”，生出了一个几乎完全不同于知青、青工和军人之外的社会群体。它显然高于所有普通人群，成了社会的新贵，成了具备当时诸如出身、工资、待遇、前途等所有优势条件于一身的特殊阶层，有很多人坐不住了。
我的一个亲戚，家里4个孩子，大的1951年生人，小的1956年生人，三男一女，都在1976年以前上了大学。最小的一个，1976年上了一所医学院，是个女孩儿。“文革”初期因家长的落魄，一家孩子，大的插队，小的在家。1972年左右，老大曾经到过我家，粗壮而憝厚。脱了外衣，里面是件退了色的枣红色绒衣，一看就是下地干活时穿的。他是从插队的农村路过北京，回南方父母家的。聊起插队生活，他很满足地说，春节我还可以回家，我那儿还存着几十斤粉条，卖了足够买火车票。而随着70年代前期家长被“结合”进省革委会，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等我当兵回来，打算“卖粉条”的小伙子，已经从一所地质学院毕业，被分到了一个研究所。
我不相信他家所有孩子的表现都符合被推荐的条件，但我相信他父亲有让他们被推荐的条件。这在当时，几乎成了不论大小的当权派为孩子所创造的最好的出路。它比当兵的“性价比”高多了。
曾在前面写到的健中，因为在部队与医院结过缘，所以每当谈起就感慨部队医院里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女。而最扎眼，也最有优越感的，是那些从各军医大学毕业，穿着白大褂儿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青年女医生。她们不像知青中熬炼出来的农村赤脚医生那样辛苦，要风里来雨里去，刚给东村的妇女接完生，再给西村孩子治抽风。她们是“大学”里出来的医生，在医院就已经做过阑尾、男扎、腋臭、包皮、拔甲和脂肪瘤之类的手术，看过标本池里漂浮的尸体，闻过福尔马林的气味儿，并亲自操起过解剖刀。据健中说，第一批军医大的工农兵学员的在校时间，是从1970年10月入学，到1973年2月毕业。一位当年军医大的学员回忆：学生的考试“很灵活”，可以编顺口溜来答题，编得好的还被教员叫到大课堂上朗诵。他编的顺口溜是：
救死扶伤争分秒，抗毒注射预防早，/及时清创去异物，/防治感染不可少。完全彻底为人民，/神经血管(缝合)要细心，/正确复位是关键，有效固定作保证。适当选用小夹板，/草药外敷效明显，/动静结合辩证法，/恢复功能靠锻炼。
如果说当时部队医院里的护士，父亲是干部，那么这些军医的父亲必须是大干部。大到什么程度，健中做过“调查”，那个医院的工农兵军医的父亲，几乎无一例外，都是大军区一级的首长，甚至还有背景通天的。
姬民上的是河北大学。我逼问他是不是走的后门儿，他最后承认是。当时他正在38军当兵，已经提了干，部队驻保定。一次他到河北大学去见朋友，那位朋友是当时北京市某领导的孩子。他问姬民为什么不来上大学?姬民问：“上大学好吗?”回答：“挺好的。”姬民于是给父亲去了信，父亲跟军长说了，军长说了句：“知道了。”就这样，第二年推荐时，名额就“戴帽”下给了姬民。开始名额是北大的，但他父亲说：“你别上北大了，上北大你老回家可不行。”于是他上了河北大学。
不过事情并不绝对，在地方上，家长的级别就不一定很高，但一定要有权。比如我一位同事，他叔叔是公社革委会主任，他被“推荐”就是“手拿把攥”的事情，因为那时名额可以下到公社一级。到了公社，还有谁比革委会主任更说话算数呢。不过是把侄子再配上一个下面生产队的“学毛著积极分子”一起推荐，就“平衡”了。关于走后门儿，曾有过一个统计：1972年，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，被发现走后门儿的就有242起。由于上大学的名额直接下到基层，有的村干部把自己的亲戚、好友的孩子排了队，今年你走，明年他走。有的竟排到了1980年。
当然，那时候的社会大气候还比较清明，这近百万的工农兵学员不可能都是干部子弟。真正走手续，选先进上来的，当然还是多数。为民就说起他们兵团连队推荐的往事。为民的父亲是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知名教授，母亲是小学校长。所以他是地道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。当时对上学最上心，大概从遗传基因里就有上学的欲望。当时黑龙江“兵团战士”的生活并不困难，按晓东的话说：“那时觉得自己特有钱，是富翁，钱花不出去。”所以他们中间爱学习的，都自己订阅各种报刊。
晓东订的是《解放军报》(据晓东说，因为兵团是部队性质，所以可以订当时保密的《解放军报》和《参考消息》)，为民则订了三种：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，还有一种很特殊，是《清华建筑学报》。可见他的志趣。当年全连一共推荐了两名，其中一名就是他。这种推荐应该说没有太多权力的因素和太多的偏私，一是要表现好，二是有上学的要求，三是符合政治条件。(据金羊说，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认识到上学的好处，有人一听要“三来三去”：农民上大学，毕业当农民，还是挣工分；工人上大学，回去还当工人；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朝阳农学院还整了一个52岁的农民“王大学”去上学，那种榜样摆在那儿，都觉得上学没啥意思。尤其如果不能回北京上大学，毕业以后再回兵团，还是和不上学一样。另外还有不足几年工龄不准带工资的说法，算来算去并不划算。)为民回忆事情眼看已经差不多了，忽然上面来了话一个连队不能同时有两个北京知青上学，得刷下一个。为民很义气，认为那位战友加老乡更适合上学，便自动退出了。他想着来年还有机会。
但机会是历史造成的，历史轨迹变了，机会便不再出现。第二年他迎来的是工农兵学员的停招，和统一高考的恢复，但他没能考上。应该说不是他不用功，是这个年龄的人，考上的很少，他们的基础太差了，因为他是初中69届的。生在北京的初中69届(按正常学龄应该是1953年生人)这批人，被公认为50年代出生的最倒霉的一批。如果要有什么报怨的话，这批人最有资格报怨。因为自“文革”开始，社会就待他们最薄。首先，他们读书最少，恰恰到他们那年，小学毕业，“文革”开始。他们的上一届，即68届，还读过一年初中，1950年生人的66届，还混了个初中毕业。别看多念这几年书，打下的基础，就足够他们参加高考的。再有，69届的北京初中生，除个别情况外，“连锅端”，几乎一个不落地全都被“轰”出了北京。它前面的68届，有一部分留在了北京；后面的70届，一个都没走，全部都留下了。再往后，每届都有留京的比例。从71届开始，已经有了按比例上高中的规定。既没享受到上学，又没享受到留京，69届“先天”没有读书的条件，“后天”没有读书的时间和环境。因此他们的竞争力最差。当然不排除有少数优秀者，所说的“最差”，是就整体而言。
（待续……）
摘自：黄新原 著《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》中国青年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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